王国之泪极恶装甲车怎么打-王国之泪极恶装甲车怎么打的

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罗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 读若xin ）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 指麦子面 ）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 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 ）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

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 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 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 ）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的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象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的确，就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这看守所分为两部，一部是优待号，一部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们。他们因各种原因，犯了各种的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不要一天两天，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那是万要不得之事。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住着，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心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之感。 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 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现在是孤零一人，镇日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借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到底他的脑力有限，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头就会一阵一阵的胀痛起来，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还是照原看下去，一面咬紧牙关自语：“尽你痛！痛！再痛！脑溢血，晕去罢！”直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利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 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换班交代最重要的一个囚人——的时候，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也没有踱步，他坐在桌边，用左手撑住头，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祥松今天似乎有点什么感触，要把它写出来。他在写些什么呢？啊！他在写着一封给朋友们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终于被俘入狱了。 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说了。我在被俘以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象放**一般，一幕一幕的过去！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

HIGHBURY 他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再配上浓密的须发，就更加今人“肃然起敬”。诚然，单从外表上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几乎目不识丁嗜杀成性的黑手党的党魁。他的“威望”已经登峰造极。地位很高的地方官也都对他顶礼膜拜；最好的饭店把免费招待他视为一种荣誉。如果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巡视，所到之处的最高行政长官则要到城门很远以外去恭候。这里所记的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也就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的唐·维托。他是20年代黑手党的要员，黑手党的“百科全书”，他以新的形式继承并发扬了黑手党的传统。 1.追根溯源 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可谓黑手党的老前辈，但在他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追溯到黑手党那古老而深远的根源。 一只穿着高跟靴子的大脚，从广袤的欧洲大陆伸入浩瀚的地中海，这就是南部欧洲的半岛国家意大利。在这只靴子的鞋尖部位，有一个好像充气不足的足球一样的岛屿——西西里岛。 西西里虽然一直属于意大利，但它自古就与那个靴形半岛有着无数差异。这里居住着各式各样的地中海土著居民，他们与最早迁移来的意大利人—— “锡克洛人”同时并存。公元前5世纪开始，希腊人、胖尼基人、罗马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入侵这个地中海岛屿，他们总是有如匆匆过客，烧杀抢掠，然后扬长而去。 向西西里注入生生不息血液的，是阿拉伯人。 既善于跨越荒漠峻岭，又能够漂洋过海的阿拉伯人，勇猛好斗，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凶杀格斗，世世复仇。 1200多年前，阿拉伯人建立起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盛极一时。 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岛的征服，标志着阿拉伯帝国在欧洲扩张的顶峰。公元827年，阿拉伯帝国派出了远征军，从突尼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始东征，这是一支拥有600多艘大型战舰、4000多士兵的庞大军队。3天后阿拉伯远征军到达西西里东海岸的马扎拉，骁勇善战的阿拉伯人神速地登上陡峭的海岸，一夜之间将驻守在那里的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 以马扎拉作滩头堡，阿拉伯人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西里，一个月后，他们成了整个西西里的主人。在长达250年的统治中，阿拉伯人把西西里变成了一个伊斯兰联邦，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成为穆斯林文化辉煌的中心。虽然后来基督教在西西里占了上风，但岛上的基督教徒骨子里却是穆斯林文化的继承人。 距今约900年前，阿拉伯人统治西西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铁蹄踏进了西西里，日耳曼大帝借口阿拉伯人是异教徒，残酷地镇压他们，大批的阿拉伯人被抓、被杀、被流放，撤克逊人还对阿拉伯人使用一种残忍的刑具——卡塞塔，那是一种盛有滚烫开水的铁盒，然后将男人的塞进去。幸免于难的阿拉伯人纷纷逃进山林和偏远的野外，复仇的火焰由这些流亡者带到了西西里的各个角落。谁能想到这熊熊的仇火从此竞燃烧了千年之久，而且越烧越旺。 意大利人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个民族却多灾多难。她在每一个世纪都遭到侵略、蹂躏、洗劫和侮辱，每当这时，她毫无能力保卫自己，只能任人践踏。 当拿破仑率领大军长驱直入、逼近罗马时，罗马政府只能派出文弱的使者去乞求和平，但那位战争狂人、军事天才不但不买账，反而对屈膝求和的使者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史书记载：拿破仑当时把自己的帽子摔在地上，怒不可遏地在上面践踏着，他指着意大利求和使者的名字破口大骂：“你们这个国家，从来只配任人。”意大利进行的流血战争绝不比她的显赫邻邦法国、德国少，但却常在外国的旗帜下作战，他们的人比外国人要多得多，平民被外国军队屠杀，兵士被优势的敌军压倒。他们偶尔也打赢过几次，但那更多的是意大利人的自相残杀。千百年来，意大利人的鲜血流成了河，可是从来也没能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中央政府。在本世纪前的1000多年中，至少有200位国王、皇帝、大公、将军、部落首领、宗教领袖在意大利半岛上自封为意大利的统治者。 那么，西西里呢？ 这里更是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罗马政权的外来统治者相距遥远又更迭频繁，在一片争权夺利的血腥厮杀中，他们根本无暇过问西西里的“秩序”，什么法律啦，政府啦，军队啦，对于大多数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但是不管哪一个外来统治者占领罗马，都忘不了压榨西西里人，因为这个岛屿是意大利的产麦基地，素有谷仓之称。罗马人、诺曼底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以及罗马天主教教会都竭尽全力盘剥这个岛上的“会说话的工具”。历届政府对西西里人的迫害骇人听闻：夺取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的妻女，谋杀他们的首领。这种压迫，就是富人也不能幸免，圣天主教会可以随意剥夺异教徒的产业。西西里人骨子里那报复和仇杀的力量是不能忍受这一切的。 黑手党萌发了。 黑手党在英文中拼作“Mafia”（马菲亚），在阿拉伯语中是“避难地”的意思，西西里的复仇集团最初就选用了这词汇表达自己。当罗马派来的巡回法庭拒绝审判农家妇女的诺曼底贵族时，马菲亚就会去杀那个贵族；要是哪个警察头子用卡塞塔来拷打一个西西里人的话，几天之后他就会暴尸街头，而已荡然无存。这些心毒手狠的人组成的集团逐渐成了比官方政府更大的第二政府。老百姓要伸冤叫屈，再不会跑去找警察，而是去找当地的黑手党头目，他能为你从中调停并解决你的问题。 在西西里，谁要是把黑手党的所作所为向官方告发，那他就必无疑。因此，西西里人学会了保持沉默，这种缄默后来就叫做“乌默它”。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乌默它”成了黑手党的一条法则，即绝对不同任何司法部门合作，违者处。所以即使西西里人自身受到侵害，也绝不向警方报告。这样一来，政府再别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一点线索，甚至连小孩子也懂得不和陌生人说话。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西西里的斯托帕格里埃与弗拉图齐两个黑手党家庭之间为争夺对附近水源的控制展开了仇杀，双方丢掉了几百条生命。弗拉图齐家族的达米科一天傍晚回家，推门一看，他几乎昏了过去。他的父母、弟弟、姐妹及妻子孩子共13口人全部被砍掉了脑袋，而且女尸的下半身都裸露着。 丧心病狂的达米科当了告密者。他连夜奔到警察局，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到黎明时，达米科忽然疯子似地号叫起来：“我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呀！” 接连两天他水米不进，嘴里还喃喃自语：“黑手党会杀我的，无论是你们还是意大利王国的全体警察都救不了我的命。”11天之后，警察在布防严密的监牢里，发现达米科满身弹洞，嘴里塞着一个软木塞，胸口上放着一张圣母像：这是一起斯托帕格里埃与弗拉图齐两个敌对家族的共同谋杀行动，因为软木塞和圣母像分别是两个家族的标志。 虽然两个家族势不两立，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向当局告密是全体黑手党人的极大罪恶，绝对必须惩罚。“只有到地狱里他才能保持沉默，只把他杀而别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而。 那就等于他还活着。” 以后的100年里，黑手党从来没有改弦易辙。而20年代的黑手党要员唐·维托，正如一部黑手党的百科全书，他以新的形式继承并发扬了黑手党的传统。 2.气度与魔力 唐·维托·卡西奥·费尔罗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后来称霸天下的美国黑手党的一个火种，他至今仍受到世界各地老一辈黑手党徒的尊敬与怀念。他也许是黑手党空前未有的领袖。他从上世纪末便统治黑手党，直到本世纪20年代初（再以后则是莫里将军的血洗和唐·维齐尼时代）。 与其后的唐·维齐尼一样，唐·维也出生于巴勒莫市附近，那个在巴勒莫以南70多公里处的小城镇——比萨奎诺。他的父亲也是目不识了的农民。 唐·维托曾有过典型的黑手党人职业——把迁居城市的地主的土地租下来转租给佃农，他靠从中剥削过活。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唐·维托曾组织过有几十人参加的兄弟会。兄弟会的核心是维托亲属中的男性，然后再通过联姻把他的核心势力扩大到女方亲属当中。 唐·维托利用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办法把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农民拉入自己的集团。在他们中提倡同他共存亡、不怕的亡命徒精神，而对那些胆孝软弱的成员，轻则进行辱骂，重则杀掉以惩戒他人。要活着离开他的集团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 唐·维托的势力发展很快，不光在他的集团里说一不二，就是周围的农民、地主也得对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他要是看上了哪家的土地，原土地的主人就只好拱手交出；他要求哪家地主按他的标准交“保安税”，给他“介绍”某个监工，那么这家地主绝不敢违背他的旨意。有敢提出疑义的，先是把一只砍掉了脑袋的狗或羊什么的扔到人家门前，如果还不立即表示“省悟”，那么接锺而来的就是家破人亡。唐·维托也努力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1913年意大利修改选举法，规定每个成年的男人都有选举权。这样，在巴勒莫地区，唐·维托集团就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巴勒莫市议会里人民党（1944年改名天主教民主党）议员拉普得塔·瓦萨洛是唐·维托的代理人。这次选举，唐·维托当然还想把他留在市议会里。 可是，一向与唐·维托有芥蒂的卡西尼家族则打算推举一位自由党人进议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样就惹恼了唐·维托。 他决心与卡西尼家族见个高低。 卡西尼家族见对方来热凶猛，悔当初不该捅了马蜂窝。赶快挂起免战牌。但唐·维托在把他的代理人拉普利塔·瓦萨洛送进市议会之后，还是把卡西尼家族的一名重要人物给杀掉了。 唐·维托在他那不可一世的20年时间里，共制造了近200起谋杀案。其中，有的根本无人起诉，有的即便起诉了，也常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但是，与其他黑手党头目不同，唐·维托又并不过分诉诸武力，他更多地依靠的是别人的敬畏与自身优越的天性。 唐·维托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仪表帮了他的大忙：虽然斗大的字认不了半筐，可他身高、体瘦、衣著讲究而典雅。长长的白髯使他俨若道貌岸然的圣人，上个世纪新英格兰的传教士或可敬的法官。他的态度温文尔雅，举止谦恭而庄重。 人们似乎都很“爱戴”他。他生性非常慷慨：别人要求帮助，他从来不拒绝；出手10万、100万地借给别人甚至白送，广为施舍。他不厌其烦地亲自去为人排难解纷，伸冤平反。 当唐·维托外出旅行时，各村村长都在村口盛装以待，鞠躬吻手，向他致敬，他俨然一代国王。在他的统治下，和平与秩序得以维持。当然这是黑手党式的和平与秩序，而不是官方统治下的和平，但是芸芸众生对此是不加区别的。 唐·维托很早就崭露头角，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威严气概：各种人都不由自主地服从他，什么事情都要去征求他的意见，请求批准。 唐·维托是使黑手党田园诗般的古风适应20世纪现代化城市复杂生活的第一人。 犯罪活动都是由他组织的，从最大宗的买卖至偷鸡摸狗，以至在教堂施舍箱里偷几个铜板。所有的罪犯，都有他的心腹。在他心里大体上都有一本帐，罪犯的活动全都要得到他的认可；没有他统治的“光荣社团”的批准，或者不向黑手党按惯例纳贡提成，什么也不能干。 全世界的犯罪都是在混乱中进行的，浑水才好摸鱼。但是，在唐·维托的井井有条的世界里，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接受引导，而且要纳税。所有罪犯开展业务都要得到黑手党的特许，向黑手党进贡，必要时还得接受征召来保卫黑手党的利益。 本世纪初，巴勒莫第一次出现了连乞丐也不再受小流氓欺负和敲诈的局面。乞丐们都编入了一定的组织，像所有的商人一样，每天把他们的所得按一定的百分比向负责他们那个地区的黑手党“朋友”“纳贡”。 唐·维托的“社团”纪律性十分良好。如果一个来自乡村的“受尊敬的人”、来自罗马的政要人物，或者到西西里观光座客的外宾，在他的辖区内出于误会而被偷了，只要他下一道命令，不多一会儿，小提箱、旅行袋、手表或女士们的珠宝首饰就送了回来。这在当时的意大利全境传为美谈。 在人们的眼里，唐·维托具有神奇的“魔力”。 3.美中不足 但也有两次意外，其中的一次竟成为西西里黑手党的导火线。唐·维托倘若九泉有知，也仍然会为那件事而后悔不已。 1923年秋，出任意大利总统后第一次访问巴勒莫，与当局磋商当地的一些紧急问题。 那一天，和西西里的行政长官、警察首脑、社会名流一起关在行政长官官署开了个长会。这个喜欢喋喋不休的竟一口气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长篇训话，别人一点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在场的黑手党头目们肺都气炸了，他们把目光一起投向“德高年劭”的唐·维托。 唐·维托虽然也厌烦不已，但他还是按捺住没有流露出来，也没有率领黑手党党魁们退席而去。他静静地注视着，硬着头皮听着。 打扮得像赛马场上出身高贵的交际家，脚佩鞋罩，身穿早礼服，手提文明棍。为了让西西里的乡巴佬们开开眼，他边作长篇大论，边在座席前踱来踱去，文明棍敲得地板挡挡响，以引起人们对他那漂亮服饰的注意。 但是会议结束时，找不见了自己的帽子——一顶高筒黑顶硬礼帽，在场的西西里人哄堂大笑。 唐·维托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愿意为这个自命为“领袖”的家伙效劳。 领袖的帽子永远也找不到了，它已经被“社团”允许的高级小偷或纪念品猎取者偷走了。为这事回到罗马后一连摔了2只珍贵的波斯花瓶，当他再次在西西里被库恰市长当众羞辱（1924年5月第二次来到巴勒莫）后，他决定不再对黑手党客气了。回到罗马的当晚他就召集起法西斯国会，大喊大叫地对他的议员宣布：“我要向西西里的那群绑匪发动全面战争！” 随之就是莫里将军的清洗。 另一次例外是，特拉比亚的兰扎亲王的英国女朋友在西西里旅游时，丢了一件昂贵的皮大衣。 亲王竭力安慰女友，并连夜亲自找到唐·维托，请求他帮助把那大衣找回来。 兰扎家族是西西里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1000年前就来到岛上，13世纪时站在西西里国王、霍亨思温王朝皇帝菲特烈二世一边作战。兰扎一家世代是国王和皇帝的顾问、总督、将军和海军统帅。这个家族拥有成千公顷的土地、整个整个的城镇、河流、城堡、邸宅和别墅。他们在西西里可以说是绝对的“受尊敬的人”。 唐·维托谦恭地就此事向兰扎亲王道歉，并且很快就把过去几天在巴勒莫偷的所有皮大衣拿了出来。但是那位英国**的皮大衣却不在里面：它被一个无人知晓的散兵游勇偷去了。这个人肯定来自西西里之外，他不买“朋友们”的帐。 4.只有一个人是他亲手杀的 唐·维托在他那漫长的一生中，只杀过一个人，仅仅一个。 那不是为金钱，而是为了荣誉、声望和保卫他那“光荣的社团”。 那个人向整个黑手党挑衅，唐·维托只能亲手杀他，而不是通过部下的手。 唐·维托具有远见卓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他就意识到大洋彼岸的“新世界”——美国，将成为“光荣社团”滋生成长的另一乐园。所以，当世界各地的移民像潮水一样涌进美国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热情浪漫的意大利人。 1900年，唐·维托组织了大批西西里黑手党乘虚而入，来到美国探奇寻幽。他在这个“新世界”快活了几年。一日，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就飘然而归。 犹如播种者一样，唐·维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叫做‘黑手”（BLACk HANd ）的组织。所以，说唐·维托是使黑手党人美国犯罪界的最早、早著名的组织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10年不到，“黑手”在美国已经无人不晓。这些西西里的亡命之徒在这里迅速积聚了力量，无恶不做，从而使美国当局大惊失色。慌乱中，美国警方迅速将视线转向西西里岛：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西西里匪徒同自己老家的同胞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1909年2月，纽约警察署意大利人小分队队长朱塞·彼得罗西诺奉派来到了西西里。 也许是纽约报界坏的事，因为它在报纸不显眼的夹缝中报道说：“彼得罗西诺试图搜集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犯罪分子的情报。” 不错，彼得罗西诺必须同意大利警方一起既调查那些迁移到美国的西西里匪徒以往的犯罪活动，也调查仍在这个岛上的黑手党与他们的联系。 彼得罗西诺以为自己很安全，因为除了警察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到来。但是，他来到巴勒莫仅仅5个小时，还没把这个风光秀丽的城市的东南西北分辨清楚，就在马里纳广场的大街上法院门前被唐·维托用大口径手枪打得一命呜呼。 这一天，彼得罗西诺抵达西西里岛，唐·维托正与一位意大利议会西西里地区议员共进午餐。闻讯，他忽地一下站起身，离开餐桌，闪电似地来到巴勒莫法院门口（当时法院正在举行有关黑手党犯罪的听证会），用手枪将刚刚在意大利落脚的彼得罗西诺打得满脸开花，然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坐着议员的轿车回到议员的官邸继续他的午餐。 事后，唐·维托也曾被指控为凶手，但他轻而易举地逃避了追究。因为他有不在现场的可靠证据：这位巴勒莫地方议员为他出庭作证，发誓说出事时，他的客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官邸，那一刻他们正在共同欣赏一幅动人心魄的圣母像。议员令人难以置疑的证词使对唐·维托厚达百页的起诉书顿时全都变成了废纸。 也正是从唐·维托的这时候起，“黑手”已经形成了“跨国巨网”，并且把它的阴影牢固地附在了一些政府官员身上。 5.狱中形象 莫里将军来到西西里后，开始，唐·维托并未在意。 可是不久，看到莫里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抓乱杀，他开始心惊肉跳了，立即隐姓埋名，取道东西西里，准备跨过亚速海去希腊观光避难，但老奸巨滑的莫里手下的特务也不是吃素的。当唐·维托来到东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港时，莫里的部下们早已等在他要乘坐的那艘豪华游轮上了：“现在不是旅游的好季节，还是请您回到家乡欣赏自家那些迷人的花草吧。” 唐·维托生平第一次受到这种嘲弄。他盼望会有黑手党爪牙来搭救他，可直到被押回巴勒莫也没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大大小小的黑手党早已被莫里将军的大炮和装甲车吓破了胆。 唐·维托并没有绝望，他对莫里手下的检查官说：“也许我犯了许许多多的罪行，可是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你们唯一能够证明的是我没有罪。” 唐·维托很快就在整个监狱里建立起了无上的权威，好像一个混杂在士兵中的将军，虽然被一同关在集中营里，但将军毕竟还是将军。秩序和纪律第一次统治了监狱。他平息了一切争吵，帮助亲密朋友解决个人困难。他给贫困的同监黑手党的家属送去补助金，给朋友就要结婚的女儿送去厚礼。 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道高一迟，魔高一丈。经验丰富的莫里将军听到唐·维托监狱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生气，他只是吩咐部下对唐的安排作一点小小的变动：莫里要进行心里战，从精神上把这个黑手党的精灵打垮。 莫里的典狱长把唐·维托安排到一间单人牢房，使他终日不见亲友，不见同伴，不见喽罗。没有了赞美，没有了欢声笑语，甚至发给几个至爱亲朋的请他们来探望的信也遭到了冷冰的回绝。其实那些拒绝去探望的回信都是莫里的手下逼迫唐·维托的亲友们写的。 领袖离开追随者，犹如鱼儿离开了水，他终于忍受不了孤独，伤感过度，半年后在狱中。 莫里这时才决定来狱中看一眼他对手后的尊容。 “的确身手不凡。” 莫里赞叹道。但当他看见唐·维托刻在监狱墙壁上一行不太通顺的小字“监狱、疾病和贫困见真心”时，又禁不住大加嘲弄：“老生常谈。” 但这句话却被无数的黑手党党徒铭刻在心。以后狱中的读到这句话时还频频点头赞许。直到今天，一个被监禁的黑手党人如碰巧关进唐·维托一生中度过最后时光的车间牢房，仍然感到极大的光荣。 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恶斗是几百年来，穷凶极恶的黑手党遭到的唯一一次灭顶之灾。名扬四海的唐·维托的落网标志着世代盘距西西里的黑手党社会已土崩瓦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政权垮台，“光荣社团”才在唐·维齐尼手里“重现辉煌”。